张悦然：哪个贝壳里藏了我的记忆

张悦然 ：“是那种不能倒回的时间与人世的不可为使写作具有了意义。”
    
    　　与许多“80后”作家相似，张悦然成长于优越的家庭环境，父亲是中文系教授。小时候父母对她有很多期望，送她去学过画画、学过琴，还让她接受过书法之类的艺术教育。有些她做得还不错，但经常是很不投入。当时她非常茫然，不知道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她很想告诉父母她不喜欢学这么多东西，只是喜欢坐在那里发呆。后来她知道这是一种做梦的表现，从小最喜欢的就是一个人在那儿做梦。
    
    　　这些梦被张悦然写进了自己的文章。从14岁起，她开始在《萌芽》《芙蓉》上发表作品。2000年高中毕业的前夕，张悦然获得了“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这个奖，对于很多“80后”作家意义非凡。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领军人物正是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走上了成名之路。
    
    　　凭这个奖，张悦然本可以保送清华。但由于政策突变，她最后念了山东大学。3个月后，张悦然抓住了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留学的机会，在异国过起了留学生活，学的是计算机专业。
    
    　　记录青春的日子
    
    　　学理科其实是张悦然父亲的建议：一方面他担心张悦然读《红楼梦》、读琼瑶的书，把小说里面的那片天空当成整个天空，视野狭窄了；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她能走上一条比较稳定的道路。但冥冥中的安排，却让张悦然最终还是走上了写作的道路。
    
    　　新加坡的学习不同于国内，老师与同学间的关系都比较生疏，张悦然在那边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那段时间她很痛苦，但也正是那段生活，刺激了她的创作欲望和灵感。“我觉得出国对我的性格影响特别大。在高中的时候我自己造了一个词，在我的小说里面常常用，就是‘嚣厌’，跟倾诉欲有关，跟表达欲有关，有种表达的激情。出国后感觉国外特别静。对于我这样一个对语言、文字都敏感的人，必须忍受寂静是特别大的挑战。有一段时间我活得很寂寞，一直都挺清闲的。我的性格渐渐变得越来越内敛，特别喜欢用一个词就是‘沉和’。”
    
    　　虽然学的专业是计算机，但是她逐渐感到自己可能更适合写作。随着年龄的增长，感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远远超过了理性的东西。
    
    　　在新加坡，她终于又回到了写作的路上。在写作中她找到了自己的方向，看到了将来的自己应当是什么模样。写作抚慰了她，让她不再六神无主，不再那么孤独。
    
    　　2003年，张悦然在新加坡获第五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第二名；在《萌芽》官方网站的民意调查中，张悦然先后获得“最富才情的女作家”“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等称号。她被认为是“新概念作文大赛”推出的最具实力和潜力的女作家。2003年，她的个人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由作家出版社出版；2004年，她的长篇小说《樱桃之远》、图文书《是你来检阅我的忧伤了吗》、图文书《红鞋》、小说集《十爱》等相继出版。《葵花走失在1890》一书短期内销售量已达8万册。《樱桃之远》一书半年内销售十几万册。她的作品在青少年中引起极大关注，很多读者在全国各大文学网站上对她的作品连续发表了热烈的评论。张悦然的小说从少年的成长入笔，洞悉力极强，一丝一扣地把少年成长中的困惑和无助表现得淋漓尽致。许多读者把她推为最擅长描写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思想感情变化的女作家。
    
    　　与多数“80后”的写作相似，也有不少评论家指出张悦然的作品更多的是在写个人的生活感受，写作局限在狭小的生活空间中。与传统作家比起来，她的作品中社会的广度与历史的深度似乎都显得不足。
    
    　　寻求超越的尝试
    
    　　2005年春天，张悦然在南洋普吉岛，打算去旁边的皮皮岛看当地人怎么在海啸之后重建家园。那时印尼大海啸刚刚过去三个月。
    
    　　忽然之间有人喊海啸来了，张悦然完全傻了。她当时就跟着两个当地的人往海边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往海边跑。我当时就在想，海边会不会出现大船，像泰坦尼克号，所有人都想上船，但是都上不去。但是没有那样，岛上居住时间长了的人都会变得非常有经验，都会朝不同方向跑。当地很多人其实是往高处跑，往山上跑，有山洞。但我不认识，我就跟那些人跑到海边，海浪特别大，一下一下冲过来。我跟着两个当地的人跳上了一只船，也不知道船是向什么地方去，而且跟他们的语言完全不通，那里是安达曼海，漂流了差不多一夜的时间，然后到了天明的时候才又到了另外一个岛，其实那天没有发生海啸，而是发生了印尼大地震。那天苏门答腊岛就被淹没了。”在船上的时候，她并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逃生，海浪特别大，船颠簸得特别厉害，在那个时候更真切地意识到了人会变得多么的敏感和脆弱。
    
    　　这个经历让张悦然思考了很多，也成为她尝试超越自己以前作品、开始写作《誓鸟》的灵感来源。
    
    　　《誓鸟》的故事发生在明朝，郑和下西洋的大航海时代。大臣之女远嫁南洋，因一场大海啸丧失所有记忆，为了找到失去的记忆和爱情，仅凭一个远古的神话，这个女子不断找寻藏在贝壳中的记忆，经历生育、病痛、牢狱之苦，最终成为拥有无数记忆的“最富有的人”。
    
    　　虽然历史在《誓鸟》中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出现，但为了写这些历史，张悦然还是查看了不少与历史相关的资料。她说：“我并不是从小就对历史题材很感兴趣，但我会在某一段时间对某一个话题非常感兴趣。写《誓鸟》的时候，我对南洋、对海洋、对岛屿、对灾难都感兴趣，然后我围绕这些去了解历史，去周围的地方看。当时有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是英国人加文?孟席斯写的《1421中国发现世界》，就是写郑和的船队去南洋的过程。”
    
    　　2006年11月《誓鸟》出版——张悦然用了两年时间来写这一本书，“每一句都比原来要难，写的时候要斟酌很多遍。一个原因是出书的时间变长了，另外是因为我要去写的、担当的主题变复杂了。”
    
    　　除了青春和爱情，张悦然这次还努力将历史融进了小说，这在“80后”作家的写作中还是非常少见的。《誓鸟》的宣传中说这是一部告别“80后”之作、转型之作，但张悦然觉得这还是太娱乐化、标签化了。“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并没有希望超越其他‘80后’作家，唯一想要超越的就是之前的自己。”
    
    　　没有一年写好几本书的经历
    
    　　2006年底出了《誓鸟》之后，张悦然就再没写任何小说了：“很多杂志都在向我催稿，但我这一年里没有写过任何的小说，没有交过任何的稿子。这种情况很多人不相信，他们觉得很奇怪。”
    
    　　商业运作的成功是“80后”作家一夜成名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很多争议。2004年前后，张悦然就连续出版了《葵花走失在1890》等六部作品。张悦然有些无奈地笑：“确切说我没有一年写好几本书的经历。读者见到我的好几本书，有的是图文集的形式，比如《红鞋》。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书里的照片全是我自己在新加坡拍的，所有的文字是对图片背景的呼应。另一种情况就是，两本书都是之前写的，可能出版社觉得销路很好，就想继续出，会有两本书同时上市的情况，但并不是说两本书是同时写的。从《誓鸟》到现在整整一年时间，我只出了文集。”
    
    　　年仅25岁，张悦然便拥有了四卷本的个人文集。不过，创作却不会随着作品的结集而止步。如果说以前张悦然关注得更多的是个人的情感，那么现在她已经将感觉的触角向更广泛的地方探去，只是与许多人不同，她喜欢用一种更文学化的感受方式与表现手法。
    
    　　张悦然说：“我感兴趣的是人在各种阶段情感的变化与人的命运。我感觉这些是更加本质的东西。有些人写和打工有关的文学，这肯定有价值。但这些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可能也会去体验那样的生活，去关心某一个群体，但我不会把这种生活得来的经历直接作为小说创作的资源。如果我的下一部作品还是和《誓鸟》一样与现实生活关系很远，但这并不能说明我这段时间没有体验生活。可能我为体验生活做了很多事情，但这些不会在小说中非常直接地呈现。资源和小说之间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我希望小说有更多的想象力和更多空余的空间，不想它填得很满。”
    
    　　在乎“曾经存在过”的感觉
    
    　　和张悦然聊天，总能看到她嘴角挂着的优雅的笑。在一些人看来，张悦然很外向，也有人觉得她内向。她朋友不是特别多，但总有那么几个特别要好的知己。张悦然喜欢与有着共同爱好的人交流，这使她无论是在鲁迅文学院不久前召开的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上还是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都感到比较享受。
    
    　　“文学上的朋友和生活中的朋友是两个概念。生活中的朋友特别亲密，对彼此的所有都了解。文学中的朋友则会带给你一种和文学有关的空气。加入作家协会不会给我带来新的写作方向，也不会对我的创作产生具体的影响，但这个群体里的有些人是我认可的，我喜欢他们的作品，他们给我无形的压力会变成我创作的动力。另外，我是一个不太有集体意识的人。小学转过一次学，高中分过班，班级概念都不强。后来到新加坡读大学，那里都是自由选课，更没有班级的概念。所以，我很高兴加入鲁院的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我希望在年轻的时候有这样一个班级，很多人一起共同学习。虽然时间不长，但这个班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存在过，我和这样一个群体在一起学习过，这种感觉对我很重要。”
    
    　　在《誓鸟》中，张悦然用贝壳做道具，使得原本独立完整、彼此并行不悖的各章文脉贯通。小说从一开头的“贝壳记”到最后始终是在寻找贝壳，通过贝壳寻找记忆。“贝壳里会有珍珠，会是一种经过时间、经过大海和沙石的积累，一遍遍摸索之后的一种产物。而且小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大的贝壳，特别像女孩子的首饰盒，应该放女孩子的嫁妆，应该是最宝贵的东西。所以，在小说中我就让记忆储藏在贝壳中，把记忆像珠子一颗颗穿起来。”
    
    　　《誓鸟》里对于贝壳中储藏着的记忆的苦苦追寻，也正象征着张悦然对待文学的态度。对张悦然而言，小说是盛放记忆的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