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于是之

“初望殿堂，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知险绝，复归平正，往复追寻，渐悟妙境。思虑通审，志气和平，风规自远，才见天心。求艺无垠，可胜言哉。”这是曹禺老师在于是之60岁生日时，写下的贺词，大约是可以概括是之一生的艺术征程的。
    　　1996年寒冷的冬天里，69岁的是之演完他的封箱戏《冰糖葫芦》以后，病情就发展到了每况愈下的程度，和他进行语言交流已经变得十分困难。我到他家里去再也不能海阔天空地、兴致极高地谈生活，谈剧本，谈演戏，谈剧院……谈一切我们感兴趣的话题。开始时，我对他勉强说出来的很不连贯的词或字，和那示意性的各种表情和手势还能够猜上几分，后来连猜也非常困难了，为了不扫他的兴我只能连连点头作懂得状，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根本就无法延续交流下去。在这种情形下，他一再摇头我也一再摇头，从带笑的摇头到不带笑的摇头，到无奈的摇头，到悲凉的摇头，真是陷入了一种他苦我也苦的两难状态。
    　　在毫无办法的时候，我们只能相对无言，相视无言，坐在书房的两张椅子上，一坐就是几十分钟、一个小时。有一次，我突然发现从他那张相当消瘦而疲惫的面庞上，从他那双有些茫然、苦涩又深邃的眼睛里，是可以再读到一些东西的……
    　　1958年的春节是剧院可喜可庆的日子，因为上演了老舍先生写的剧本《茶馆》。可以说，从1956年交稿开始，是之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部戏，并且申请扮演主人公王利发掌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特别喜欢《茶馆》。它是通俗的，平民的，但又是非常深刻的，还有，它美。”“我觉得在还能演戏的时候，演上《茶馆》这样的剧本，以后再去干什么别的事，我都知足了。”他还说：“我喜欢《茶馆》里的人物，对他们我都似曾相识。我小时候住的南长街老爷庙的那些街坊邻居们，对我演《茶馆》都有益处，何况还有那些本家、亲戚呢！而且他们还要‘发酵’。随着年龄长大，好像更懂他们了，偶尔想起故人，我的认识就会更深刻些、丰富些。”他更十分坦率地说：“我狭隘地不喜欢高贵的、情节太多的作品，喜欢以性格为主的作品，觉得后者更真实些，不喜欢浪漫主义而喜欢现实主义。因此，在戏剧上，喜欢《龙须沟》、《茶馆》。不是不想更开阔些，但始终未能突破。这大约与身世有关。或者可以说：从《龙须沟》到《茶馆》塑造了我。”正是由于这样种种的原因，是之扮演的王利发获得了成功，而且是一炮打响。如果说，《茶馆》是一曲人生的交响乐的话，那么是之扮演的王利发就是这曲交响乐的灵魂。
    　　在《茶馆》首演的当天夜里，老舍先生看完了戏兴奋不已，回到家中仍然难以平静，便大笔一挥为是之写下了一副条幅——
    
    　　“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
    
    　　然而，令人完全想不到的是，是之在收到这副条幅以后，竟然一声不吭地锁进了抽屉里，既没有向旁人显露，更没有裱起来张挂在墙上，连平时与他接触很多的朋友也一无所知。而且，这一锁就是30多年！
    　　是之有一句口头禅：“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演员。”这话不只是在嘴上说的，而且，是在心里想的。
    　　他一直有这样一张名片，中间只有“演员于是之”几个字，再下边右角上是家庭地址和电话号码。至于职务、职称，以及各种表现身份的头衔一概全免。他说：“这就足够了。”
    　　他出了一本文章集，也一再拜托两位编者千万把书名定为《演员于是之》，在名字之前切莫加饰什么荣衔，包括“著名演员”及“著名表演艺术家”之类。
    　　有一次是之和几位评论家去游长城，在路上随便聊起天来。
    　　一位同行者说：“于大师，您为密云水库所题‘醉碧’两字挺飘逸，能赐我一张墨宝么？”
    　　他在回答了请求以后说：“有几位记者喊我‘大师’，拿小人物开心，我听了两夜睡不安稳。请告诉我何谓大师？”
    　　另一位同行者说：“大师是以前无古人的审美内容和审美方法，在艺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不朽人物。”
    　　他赶忙说：“请你再写篇文章告诉大家，不能大师满街走，我不是大师，只是普通演员，局限性很大。《雷雨》中的周萍，《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都失败了。我写字缺少金石气，小时候练过赵之谦的隶书，那只是流而非源。麻烦你给我找一本方笔的汉碑，好从头学起，治治我的气息。”
    　　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还这样写道：“我尊重有书生气的、‘学者化’的同行们，在他们面前我自惭形秽；学习之心，并且油然而生。我最害怕演员的无知，更害怕把无知当做有趣者。演员必须是一个刻苦读书，并从中得到读书之乐的人。或者他竟是一个杂家。浅薄，而不觉其浅薄，是最可悲的。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浅薄而能自知浅薄的小学生。
    　　这样，便能促使我不断地有所长进。”
    　　大约是在8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到是之家里去谈一个我写的剧本，谈完以后已经到中午时分，便在那里吃了便饭。
    　　是之一杯啤酒入肚，脸就红起来，话也多起来。
    　　不知道话题怎么就转到了如何为舞台艺术事业做贡献上来。
    　　他看着桌子上的酒杯，十分真诚地说：“我觉着我这辈子不会再创作出什么新的成绩来了！”
    　　我一愣，赶忙抬起头来吃惊地看着这位只有50多岁的著名表演艺术家。
    　　他仿佛没有注意到什么，继续说下去：“我没有受过专业的严格基本训练，声音和形体能够利用的程度有限。”
    　　我从态度上可以判断出，他讲出来的这番话绝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生活积累也不多，城市平民、市民还算知道点儿，专家、学者、干部和农民，我都只能算一知半解。”
    　　我给他的酒杯里倒上了酒。
    　　他喝了一口酒，停了一下又说：“对于中国传统戏剧虽说读过点儿书，我也说不上真懂；西方戏剧，我的外语不行，看不了原文书，翻译过来的书也看得不多……”
    　　我点了一下头，心里泛起了共鸣。
    　　这时，我们都喝起酒来，吃着菜，谁也没有吭声，仿佛都在思考着什么。
    　　他突然苦笑了一声说：“什么‘把丢掉的时间夺回来’，作为一个宣传口号也许还能起点儿鼓舞人的作用，可实际上压根儿就办不到。我40岁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现在能把那10年再夺来学习外语吗？不可能，根本不可能的事。”他又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人的身上了！”
    　　我不断地点头，完全被他的话说服了，也完全被他的话深深打动了。
    　　记得，那天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着——是之是那样的清醒，又是那样的有勇气面对着现实生活，确乎是完全做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作为一个身负盛名的演员，要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1992年7月16日的晚上，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4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茶馆》在首都剧场进行告别演出。
    　　应当说，这是第一版《茶馆》的绝唱，也是是之扮演的王利发掌柜的绝唱。
    　　那天，不但观众席里坐满了人，就连剧场两边靠墙的通道里也都站满了人。据说，那天在剧场门口“钓鱼”买戏票的人花上150元（相当于剧场当时售票票价的7倍还要多）也很难买到一张票。同时，还有几十个、上百个非常遗憾的没有买到戏票的观众不肯走，硬是在门口等了三个多小时，一直到戏结束以后，再争着涌入剧场观众席里，最后看上演员一眼。
    　　那天在演出进行当中，观众席里鸦雀无声，人们似乎是在屏住呼吸看演出，戏进行得很稳当，很顺畅。一切都好像那么正常，一切又都好像不那么正常。观众在跟着戏走，又好像没有完全跟着戏走。一份恋恋不舍的浓浓之情，紧紧地系在演员的心头，也紧紧地系在观众的心头。
    　　戏结束了，谢幕的时间到了。于是之和扮演常四爷的郑榕、扮演秦二爷的蓝天野，缓缓地走到台前向观众鞠躬致谢。观众席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而且有很多人涌到了台口前面，在停顿片刻之后响起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突然，在观众席的后方有一位年轻的男观众，在大声喊着：“于是之老师，再见了！”
    　　站在舞台中间的是之听到以后，向前走了一步，躬下身来，早已蓄满眼眶的泪水一下子掉了出来，打湿了衣襟。观众席里响起了更加热烈的掌声并且伴有欢呼声。随后，观众纷纷上台争先恐后地向演员献花，请演员签名，并且与演员们合影留念。
    　　这种动人心弦的告别情绪，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早晨的座谈会上。
    　　在开会以前，一位看过前一天演出的女观众，又拿着一件印有《茶馆》演出字样的白色T恤衫，请是之签上自己的名字。
    　　是之点头说了一声“好”，便签上了名字。
    　　女观众又问：“可以再写几个字吗？”
    　　是之没有吭声。
    　　旁边有人说：“就写一句台词吧。”
    　　女观众应着：“也好。”
    　　是之始终没有说话，突然提起笔来写下了这样7个字——“感谢观众的宽容”。
    　　在场的人为此都有些惊讶，完全没有料到是之此时此刻最想说的，最急于说的，竟然是这样一句含有自责内容的话。
    　　又过了一年以后，在是之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才看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
    　　“两三年前，我就有了在台上偶尔忘台词的毛病。这逐渐使我上台就有了负担。1992年纪念建院40周年的时候，再演《茶馆》，久不登台，我这负担就更觉沉重了。果然，演了400场的熟戏，在舞台上偏偏屡屡出毛病。到了7月16日那一场，第二天就不演了，不知怎的我就特别紧张。我害怕第一幕伺候秦二爷的那段台词，它必须流利干脆，前两场已经出了一些小毛病，那一天就觉着要坏。开幕前，后台特别热闹，院内、院外的朋友们纷纷要签字留念，我就更加紧张。我跟天野同志说：‘我今晚要出毛病，跟你那段戏，你注意点儿，看我不成了，你就设法隔过去。’天野叫我放心，他说他‘随时可以接过去’。幸亏他有了准备，届时我真就忘了词，他也就帮我弥补，勉强使我能够继续演下去。这以后，不止一处，每幕戏都出漏洞，在台上痛苦极了。
    　　“好容易勉强支撑着把戏演完，我得带着满腹歉意的心情向观众去谢幕。我愧不可当，观众偏鼓掌鼓得格外的热烈，而且有观众送花束和花篮，更有不少观众走到台上来叫我签字，我只得难过地签。有一位观众叫我签字时写点什么话，我不假思索地写了一句话：‘感谢观众的宽容’。我由衷地感谢那位观众，她赐给我一个机会，叫我表达我的惭愧。当听到一位观众在台下喊我的名字说‘再见了’时，我感动得不能应答，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演戏以来，只知道观众对演员的爱和严格，从来没想到观众对演员有这样的宽容。
    　　“卸装完了疲倦极了，剧院用车送我回去。在首都剧场门口，没想到还有观众等着我。千不该，万不该，再疲倦也应下车和他们告别，但我没有这样做，一任汽车走去。每想起这件事来，我总谴责自己，可惜我再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批评自己的这次失礼了。”
    　　是之在晚年以后，凡是需要理发的时候从来不去高级理发店，甚至连中级、低级理发店也不去。他说：“我这个脑袋要花几十块钱去理理发，那可不值！”他常常是在夫人曼宜大姐的陪同下，漫步走到玉渊潭旁边的一个小树林里，坐在一张小方凳上，披着一块并不大整洁的白布单子，花上几块钱请退了休的老理发师给推推头。而且，其中的妙处绝不仅仅在理发的本身，更在于能够一边推头，一边与老理发师聊天。他们可以有问有答，有来有往，讲古论今，谈笑风生，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请想想看，在远离城市中心的玉渊潭，一片泛着新绿的小树林里，金色的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一束束耀眼地洒落在林中草地上，周围安静极了，一点儿喧嚣也没有，只有布谷鸟偶尔轻轻地叫上一两声，两位白发老人有说有笑，细品着人间百态和世纪沧桑……这该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啊。是之这位从北京小胡同里走出来的平民演员，仿佛又走回到小胡同里的平民当中去，大雅近俗，大洋近土；精通世故又不世故，而且能返璞归真。
    　　2001年年初的一天早晨，我到是之家里去看他。他刚刚从医院里出来，病情更加严重，几乎是完全不认识人了。因为是过年，夫人给他穿上一件灰色的西服上衣，并且系了一条素花的领带。他见到我以后，仔细看了看，嘴边上立即掠过一丝笑纹。据说，这是他那时见到了熟人的表情。然而，他已经基本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突然，他拉着我的手走到一面很大的镜子前面，指着镜子里的自己，一边比划着手势，一边用“啊……啊”的语助词，困难地表示：“告诉我，这个人是谁？”老实说，看到他那痴呆呆的样子，我的心都要碎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子里顿时闪现出这样的遗憾：我们虽然一再解读是之，但是好像始终并没有真正解读懂、解读透。也许，我们还应该继续解读下去，长久地解读下去。
    　　正如一位评论家，在送给是之的一首小诗所写的——
    
    　　“台上是戏非戏，
    　　台下非戏是戏。
    　　幕前幕后人生，
    　　庄谐俱含妙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