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野田般宽广　野稻般自在

5月10日上午，长沙，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学术报告厅，袁隆平院士与中央新闻单位采访团的媒体见面会正在举行。至袁院士发言，他的开场白是：“（刚刚）说我这也好那也好，评价过高，很不好意思。其实不是这样，大学毕业的时候，同学之间写鉴定,同学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我总结了两条，说你的爱好是‘自由’,特长是‘散漫’，加起来就是‘自由散漫’。我这人还就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然后他表示，虽然秘书给他准备好稿子，但他不打算照本宣科。
    
    
    
    
    
    　　尽管他提到的“爱好自由，特长散漫”的典故早被媒体多次报道过，而且在此以前,关于他如何躲避开会、远离仕途的轶事已有听闻，但在正襟危坐的场合他表现得如此率真且有个性，仍给记者们鲜明的第一印象。
    
    　　随后的数日采访，在众人的讲述中，“自由散漫”成为一条逐渐清晰起来的线索，牵动我更深地认识袁隆平。
    
    　 　“稻子要开花了！”－－自由散漫之“不爱开会”
    
    　　参加国际上的领奖活动，在向新结识的朋友介绍妻子邓哲时，袁隆平总是用“我的贤内助”来指称。谈到妻子对他的支持，袁隆平通常要讲到最令他动容的事———“文革”中，批袁隆平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他已经被列入“牛鬼蛇神”的名单，眼看要挨揪斗，生了大儿子“五一”正在坐月子的邓哲轻描淡写一句“大不了咱俩一起当农民去”，给袁隆平莫大的精神安慰，至今念念不忘。再有常提及的就是邓哲如何独立撑起养育孩子、照料他们双方老人的生活重担。
    
    　　然而最触动我的却是另一个极微小的细节。在袁隆平家中的院落，邓哲讲道，1968年二儿子“五二”出生前袁隆平天天叨念“再不生出来我就得走了”，后来孩子出生三天他就去海南“南繁”育种了。记者们追问为什么，邓哲睁大了眼睛说“稻子要开花了呀！”时的表情，仿佛奇怪居然会有此一问。
    
    　　说起那些年为了加快育种周期，袁隆平他们冬天要去海南岛追逐太阳搞“南繁”，一年有三分之一在家就算好的，1971年袁隆平在家的时间只有一天。她都只当是说家常，语气表情没什么渲染，就是在讲天经地义的琐事。在他们家，恐怕“水稻开花”是“唯此为大”之事，早已烙进了每个人的生活。这种共识年深月久，或许是这位贤内助对他更为持久的支持。
    
    　　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宋再钦说，大年初一他们都是在海南的试验田里给袁院士拜年。袁院士年高德劭的今天，凡水稻开花、收获的关键节点，他肯定要一天几次地到实验田里。
    
    　　袁隆平曾经用“水深火热”戏言他们的工作状态———搞三系杂交水稻，主要是顶着太阳到田里去寻找不育材料，结果老是晒太阳，可谓“火热”；搞两系和超级杂交稻，主要是掌握不育材料在温度中的变化，特别是阴雨低温中的变化，老是淋雨，可谓“水深”。正午时光农民都会歇晌，而农学家们却要在田间，因为那时水稻花开正盛，有利于观察分辨；打雷、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更要到田里面去看，看秧苗倒伏不倒伏，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说起来，这些都是农学家的基本功课。对于这一切，袁隆平的体会是乐在苦中，他说因为有出好品种的希望，在太阳下、在稀泥里的一切苦和累，就都变成了乐趣。
    
    　　2006年在第三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上，袁隆平套用了法国文豪巴尔扎克的名言来形容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媒体见面会上，袁隆平说：“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试验田，我一直对助手们说，书本上种不出小麦，电脑里种不出水稻。先进的手段只是辅助，真正要出成果，在试验田里。”正是这种对科学的无限热爱和执著，才使得袁隆平在其他一些事上表现为“自由散漫”，比如有名的躲避开会。
    
    　　据说1986年，组织上曾考虑让他担任湖南省农科院院长，行政级别属正厅级。但袁隆平担心过多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会影响科研，而他毕生最大的志趣在于杂交水稻研究，遂婉言谢绝了，最后只挂了个名誉院长的头衔。这些年来，对于众多的兼职，他能够辞去的坚决辞去，实在不能辞的，也事先“约法三章”，一般性例会就不通知他，以尽量排除一些不必参加的会议和宴请。
    
    　　他曾说：“我这个人不适宜当官，别的不说,在搞科研这一点上,它就没有我现在自由、自在、自如、自得。倘若当上官，整天文山会海，哪里还有搞科研的自由。”
    
     　　“多读书，但不迷信书”自由散漫之不信权威
    
    　　袁隆平说，搞科研，方向对不对是关键的前提，方向对了，就不怕挫折、失败。他自身的经历深切体会了“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一经典格言。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走进湘西大山，成为安江农校的教师。当时孟德尔的遗传学说被苏联等国视为异端大加挞伐，按照农业专业课大纲的规定，袁隆平他们向学生传授的是苏联学者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根据这个理论进行的无性杂交试验，西瓜嫁接到南瓜上、番茄嫁接到马铃薯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均以失败告终，这使得袁隆平对这一理论产生了怀疑。1962年，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克里克和沃克根据孟德尔学说研究出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模型，获得诺贝尔奖。暑假他自费到北京中国农科院拜访孟德尔学派的著名遗传学专家杨国荣教授，此行他还看到了许多在偏远的安江无法读到的外文资料，得知杂交技术已广泛用于生产，只剩下水稻的杂交优势利用技术尚未取得突破。这只是他以批判精神跳出画地为牢的小圈子，找对研究方向关键的第一步。
    
    　　杂交水稻的研究，仍是走着不盲从权威的路途。他的研究起步于那个特殊年代，有一波波“运动”的干扰，曾遇地震的天灾，还有人为毁苗的人祸。但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传统遗传理论的巨大阻力。70年代，农业和遗传学界多数高层的学者对杂交水稻研究缺少兴趣，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已是定论。当时的权威学者和权威学说认定：搞杂交水稻研究不可能有前途，而且权威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遣词用句往往是打击性的，或者不屑一顾，蔑视型的。心性自由的袁隆平倒没被吓住，“一是自然界中小到细菌，大到人类，普遍存在杂种优势的现象；二是1960年我在早稻试验田里发现的‘天然杂交稻’也表现了明显的杂种优势；三是稻田中的“公禾”就是天然的籼粳杂种，也显露出明显的杂种优势。这些都是自然界反复出现的铁般事实啊！为什么对此视而不见，却偏偏要盲从权威呢？”
    
    　　这个当时不被权威们放在眼里的一个中等农校的教师，以不羁的科学精神，靠实践去检验自由的创想。经过多次反复实验，结果确证了水稻与异花授粉作物一样，同样具有强大的杂种优势现象，用事实推翻以前科学权威的结论。才有了三系杂交水稻、两系杂交水稻和超级杂交水稻研究相继取得成功，使杂交水稻的研究和运用不断向更高层次推进。
    
    　　“自由散漫”在他的身上成为成功的重要品性之一，今天他回首总结，说：“自由思想是很重要的。多读书，但不迷信书；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思想上要解放。”“我的自由散漫给我很大帮助，‘文革’中到处搞派斗，不参与也要说你是逍遥派。我呢，带两个助手去‘南繁’了。到外地，我们是客人，彼此客客气气，自然能不参与派斗，反而有了搞科研的空间。”
    
    　　不囿于定论的个性，在他少小时已见端倪。他小学时就很瘦，个子矮，学校选拔代表学校去比赛的游泳队时他自然不被老师相中，但自从能在长江中畅游，他就一直盼望参赛搏击，而且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预赛那天，10多个初选上的同学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奔向比赛的游泳场，袁隆平也偷偷地跳上最后一位同学的自行车后架上同行。待到达预赛场地时，领队老师发现了他，便说你既然来了，也就试试看吧！结果，出乎大家意料，他竟在汉口的预选赛中获得100米和400米自由式两个第一名，其他同学反而名落孙山。接下来，袁隆平又夺得了湖北省男子自由泳第二名。回母校时，同学们在校门口把他抬起来，使劲地往上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