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失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

    
    
    
     父亲（指汪曾祺——编者注）会画画，喜欢画，这我们早就知道。家里曾有一本莫扎特的歌剧曲谱，是五线谱，谁都不识，不知从哪儿来的。但开本比较大，好像是16开，印刷很精美，封面封底是淡黄色的硬厚纸。父亲在封底上画了一幅钢笔画头像，线条流畅，笔法飘逸。我和姐姐正在上小学，都爱画小人，所以对这幅画很感兴趣，我问姐姐：“这画的是谁呀？”姐姐琢磨了一会儿，恍然大悟：“这是爸的自画像！”我俩哈哈大笑，“什么呀，一点都不像，爸的眼睛哪有这么大，爸哪有这么漂亮！”自此，我们对父亲的绘画水平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价，我觉得他画得还不如我那个会画画的同桌。
    　　20世纪60年代中期，父亲和母亲带我们去美术馆看过一次齐白石画展，之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粉碎“四人帮”后，父亲由于是样板戏《沙家浜》的作者而受审，那段时间他先是愤懑、痛苦、委屈，后来逐渐平静下来，无所事事。我和姐姐陪着他逛公园、划船、遛弯儿，还陪他到故宫去，那时候门票很便宜，所以去过好几趟。父亲对于我们喜欢去的御花园、珍宝馆、钟表馆没有什么兴趣，他愿意去的是书画馆。书画馆的展品经常换，但父亲对这些画却非常熟悉，如数家珍，他告诉我，这幅宋徽宗的工笔花鸟有什么特点，那幅郑板桥的字是什么内容。有一次，刚一迈进书画馆的门，还隔得老远，他就指着一幅画说：“唐寅的。”走到跟前一看，果然是，父亲十分得意地笑了。可惜我对于书画一无所知，只是陪着他瞎逛，有时觉得他太张扬了，还让他小声点。父亲画了一幅画压在玻璃板下面，半本书大小的元书纸上画了一只长嘴大眼鸟，一脚蜷缩，白眼向天，旁边有八个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哥哥的一个同学看了问，这是什么意思？哥哥笑嘻嘻地说，八大山人是清代一个很有名的画家。那个同学说：“噢，明白了，就是说八大山人也没这么狂！”这幅画是父亲宣泄情绪时画的，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70年代末，父亲开始恢复小说、散文写作，心境渐渐开朗，有时高兴了画点画儿。他先是给好朋友朱德熙画了幅墨菊，朱伯伯很爱惜地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有几个朋友看到了很欣赏，都要父亲画，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其实条件很简陋，父亲舍不得买宣纸，连颜色都没有，只有墨色一种。1983年夏天，我们搬了家，父亲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尽管极小，尽管集写作、睡觉、待客于一室，但他已经很知足了。在原来的住处他想写作，已经构思好了，却没有一张桌子，有时我上夜班刚睡起来，他就急急忙忙冲进来，铺开稿纸就写。我们都笑说，老头就像只母鸡，憋好了一个蛋，却没有窝来下。搬家后，母亲为他买了一张大书桌，于是父亲正正规规地画起画来。很快，他的小屋就到处堆满了画好的画，一卷卷，一堆堆，有时候连个下脚的地方也没有。由于父亲在家里很没地位，因此他的画也不怎么受重视。我们经常胡说八道，横加指责：“留那么多的空白干吗，你真浪费！”“鸟哪有这么大的眼睛和嘴呀？一点都不像！”“爸，你画的花，杆子都这么老长，是不是底下不会画了，只好一笔拉下来？”父亲对于我们这些毫无道理的“攻击”，除了翻翻白眼、置之不理以外，别无他法。父亲很能凑合，有时候颜色用光了，他竟然用菠菜汁代替绿色，牙膏充当白色，还洋洋得意。多年后，我们整理他的画稿，一眼就看出哪张是用菠菜汁画的——绿色已经变成赭石色了。
    　　随着父亲在文学界名声大起来，他的“画名”也渐渐传扬。一些朋友开始向他索画，父亲认真地为人作画，丝毫不亚于写作，尤其是要根据人的特征，在画上题字作诗，真是要花费一番工夫。但他乐此不疲。毕竟这不是他的主业，他要写作，买菜，给我们做饭，还经常要背着母亲喝点酒。他的那些画就乱堆着，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很不耐烦地用废报纸包包，放到书柜顶上。父亲从不跟我们谈论书画，因为我们不懂，只有我哥哥汪朗对字还多少懂一点。但他常常让我们看，如果我们称赞他的字画好，又恰巧挠到痒痒处了，他就大为高兴。无论写作还是写字绘画，他都非常在乎我们的意见，甚至包括不点儿大的孙女、外孙女的意见，只因为我们是他的家人。有一次，孙女汪卉买了一个工艺品：一只胖乎乎的小鸟站在鸟窝前。大家都觉得很好玩。汪卉认真地说：“这是我给爷爷买的，让他照着画。”又补充道：“他画的鸟都不像！”全家笑得前仰后合，其中笑得最高兴的是父亲。如今，这只小鸟还站在父亲的书柜里。
    　　父亲自己说：“我从小学到中学，都‘以画名’。我父亲有一些石印的和珂罗版印的画谱，我都看得很熟了。放学回家，路过裱画店，我都要进去看看。高中毕业，我本来是想考美专的。我到四十来岁还想彻底改行，从头学画。我始终认为用笔、墨、颜色来抒写胸怀，更为直接，也更快乐。”父亲把作画的手法融进了小说，他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他说，他画的是对生活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