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女人的悼念

她终于没能熬到八十岁。我听到她死去的消息，是半月之前的事。无论如何我也静不下心来，高低去到我的家乡，到她的坟前坐了坐，自言自语一场。她埋在她的夫家的祖坟之旁。此时是深秋，风很大，草虽然稀疏，但毕竟还有挂在几片枯叶上的几粒纸灰。
    
    　　我已是六十余岁之人，兼之在文坛或其他坛上有些虚名，大半生中参加过的追悼会和为死者写的悼词数不胜数。按照通例，我本来无须去缅怀这位草芥似的农妇，但我偏偏做不到，因为她潜存在我心中的记忆至少“活”了六十年。
    
    　　六十年前，我五六岁。那时的乡俗是：姑娘出嫁当日，夫家雇来花轿去女家迎娶时，花轿不能是空的、“孤”的，也就是说，派花轿去女方家时，花轿之内必须有个儿童坐在其中，名之为“压轿”。回轿时，新娘身边也必须是原来的儿童陪坐，也称“压轿”。
    
    　　那时，五六岁的我有此幸运，承担了“压轿”的任务。
    
    　　路不算太远，但至少有十余华里。轿上的新娘坐在花轿内，除了用红纱蒙上头之外，一般不允许说话。
    
    　　五六岁的我，一是出于好奇，要看看新娘的脸是什么模样；二是出于寂寞，静坐十余里对生性就近于“多动症”的我来说也是难熬的。
    
    　　于是我就不老实了。有时偷偷地向新娘低声问这问那，她不语。有时索性扯扯她的袖口，或是低头摸摸她的鞋，意在看出她是否裹小脚。摸的结果是：她未缠足。就在这时，她烦了，狠狠地拧了我的屁股一下，随后又用力踩了我的脚，低声骂道：“你是猴！是小混蛋！回头等我收拾你！”
    
    　　看来，她不是那种蔫女人。
    
    　　一直到她结了婚多日，见了我时还追着我用手拧我的屁股。拧过之后，往往又随手塞给我一把枣子或花生，佯作生气地说：“堵堵你的嘴！你的话太多！贫嘴鸹舌的！”
    
    　　我能感受到她喜欢我，我对她也就亲近起来。她结婚后，我本来应该叫她二嫂，但她说：“叫嫂子远，叫姐姐近！以后叫二姐！”
    
    　　二姐的模样一般，不丑不美。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她的与众不同处：她的个子虽然小，但力气大得出奇。到地里割草装筐时，或用柳筐往家里运庄稼的秸秆时，她的身后像是驮着一座小山！很多妇女（包括男人）绝无这种负重能力的。她待人大多时候是温和的，一旦发起脾气来，也是令人生畏的。她婚后，身粗力壮的丈夫也有男尊女卑的传统意识，对媳妇时时摆摆架子，斥骂一番，偶尔打几下的事也“愈演愈烈”。但有一次，把我的这位二姐逼急了，两口子睡觉之前，这男人骂骂咧咧不休，她忍无可忍，一脚将丈夫踢到炕下足有七八尺远。男人服了。
    
    　　二姐还有一个特殊的出色处，就是声音的高度、响度、传播度都无人能比。当她的儿子长到六七岁时，到村外的田野里去玩，二姐站在房上叫儿子回家吃饭时往往边喊边骂，那声音足能传到三五个村子远。而且，她的声音虽然大但没有一点噪音感，很好听。二姐也喜欢骂人，有时能骂上一个小时，骂人的话也一大串。但只是骂而已，绝无污秽语言。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用来骂人的话近于打油诗，合辙押韵。例如，有一次她家丢了鸡，只见她一边剁猪菜一边依据挥刀的节拍骂道：“好你个偷鸡贼，我知道你是谁！偷了我的鸡，三天变乌龟！吃了我的鸡，烂肠又烂肺！下雨出了门，保准撞上雷……”
    
    　　我认为她是天才，如果能认几个字一定会成为“工农兵诗人”。若能学唱歌，后来也很可能成为歌星。
    
    　　不过她最可贵的是：在“文革”中搞大批判式的“赛诗会”时，多少人请她上台带领喊口号或喊几句顺口溜，她都脸红、口吃地说：“别，别，别，别让我造孽……”
    
    　　“文革”中，我由于忍受不了原单位造反派对我进行的血腥折磨，逃跑了一次，逃回了家。但刚回到家乡三四天，我单位的造反派们便以“内查外调”为名来到我村的“大队革委会”。这消息被二姐的那个造反派儿子知道了，而且自以为很光荣地接受了“革命任务”：将我揪到“大队革委会”进行批判、审讯。二姐从儿子那里闻讯，抢先跑到我家，发抖般地低声说：“大兄弟呀，听我的吧，快跑吧！要是没地方跑，先到我娘家侄子那里躲一躲。我侄子是哑巴，是光棍儿，在离村二三里看守水塘，一天到晚住窝棚……”
    
    　　她那个儿子听到我逃走的消息，带了几个人到火车站抓我。这一回，二姐又一次站在房上呼叫儿子了。不过，这次她不是叫儿子回家吃饭，而是指着小名喊：“你这个挨千刀的！你给我回来！你要干缺德事，我立马跳井！我要是做不到，我管你叫爷爷！死了后入祖坟，我埋得比你低三辈儿！”
    
    　　他儿子虽然愚但却是孝子，高低还是回了家。他娘让他下跪，他最终还是跪了。
    
    　　几十年过去了，二姐早就做了奶奶、姥姥。我偶尔回老家，一定要看看二姐。连我都老了，她能不老吗？气力也一年不如一年，再无骂人的力气，也没有那种既高亢又悦耳的声音。她的一个外孙女早已是城市人，梦想之一是当歌星。由于听到过姥姥年轻时的某些传闻，故而自认为有“高音歌唱家”的遗传基因。某次她来探望姥姥时，这姑娘还给我唱了一次。做姥姥的人，即我称之为二姐的人，由于是文盲，自然要把外孙女夸个够。我也只能随声附和。但在我心里，却没有什么好感。
    
    　　大约是两年前的初冬，我又回乡一次。得知二姐的另一个外孙女，在城里某民政局当基层干部。她的前任丈夫是普通军人，后来由于合不来，俩人便离婚了。今天见到我，话里话外都有让我为她觅偶之意。只是她条件过奢，我只是虚应而已。二姐在一旁，脸阴沉沉的，什么也没说。
    
    　　告别了二姐，我也离村走了。就在我要向火车站走去时，离村不远，我看到白发苍苍的二姐在风中呆立。我下意识地感到她在等我。我走了过去，她却只是面有羞意地笑着，什么话也不说。我说了几句客气话之后，也只能走了。
    
    　　大约过两三分钟之后，猛地听到二姐那虽然衰老但毕竟与众不同、颇有力度的声音：“大兄弟！二外孙女的事，千万别插手！她嫌贫爱富！已经坑了一个好小伙子！再不能帮她坑第二个了！要帮，就帮她学好！做正经人……”我没有用多余的话去回答，只是在远处向她摆摆手，最后索性鞠了个躬。
    
    　　二姐死了，但她六十年前和六十年后的声音，永远在我心中、梦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