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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桌在哪里
15年前，我第一次走进太行山，其实，那里离北京不过100多公里。荒秃的山梁，低矮的草房……让我压根儿没有想到的是，会有那么多的儿童，因为交不起每学期一二十元的学杂费，而被隔阻在校园外。

    　　面对他们那一双双饥渴的目光，我的身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更让我震撼的是这样一组数字（1989年）：全国有2.2亿文盲，全世界每4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在我国全部2.2亿学生中，1／3只能读到小学，1／3读到初中，能读到高中的不到1／3，全国平均受教育时间不足5年。

    　　一位山村小学校长不无忧虑地对我说：“我们这个地方本来就穷，现在这些娃儿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将来靠谁来改变贫困山区的落后面貌？”

    　　15年后，当我走进那些低矮的棚区，走进城乡结合部打工子弟学校那一间间昏暗的教室，走进农民工子女的心灵深处时，我觉得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对农民工子女，这个数以千万计、已经与我们的城市共存了十余年的群体，竟是如此的麻木不仁。

    　　我为这个庞大群体艰难、尴尬的生存状态感到震惊，也为他们的未来深深地忧虑。

    　　难
     借读手续的复杂繁琐，公办学校的高门槛、冷面孔，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漂泊不定，求学路上的种种不便，让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举步维艰。

    　　——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涂猛

     该怎么称呼他们——农民工子女？第二代移民？民工第二代？他们是伴随着中国民工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也是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回避的一个特殊群体。

    　　我是在海淀区一所叫行知打工子弟学校认识魏志强的。

    　　魏志强的妈妈在市场上卖毛鸡蛋。每天清晨6点就要起来，先煮300多只毛鸡蛋，然后一个个扒好。干完这些活儿，差不多11点多了，赶紧给孩子做饭。吃了午饭就上街，一直要卖到晚上9点。从批发市场批发来的毛鸡蛋，一个0.25元，卖出去是一块钱3个，差不多卖一个挣8分钱，每个月挣不超过1000元钱。而有几笔钱又是月月都省不了的：房租每月220元，水电费每月20元，三口人吃饭得要200元。最大的开支是两个孩子的学费。一个孩子一学期要920元，两个孩子一年算下来要将近4000元。

    　　与同龄孩子相比，魏志强像是营养不良，显得有些瘦小。我问他学习情况，他说还可以，在班里能进入前十名。他说：“我妈妈太难了，起早贪黑卖毛鸡蛋，能卖几个钱？我想退了学，看能不能找个活儿干，减轻妈妈的负担……还有，像我们这种没有北京户口的学生，高中只能回原籍上，我的户口在新疆，要上高中就必须回新疆。一想到这些，我就没了学习的心思，还不如早点退学算了……”

    　　我让魏志强带我去看看他们的家。

    　　魏志强带我绕过一个建筑工地，又穿过两条小道，来到一条小街上。魏志强告诉我，这里原来是一家工厂，后来工厂破产了，就盖了一些平房租给进城的农民。看得出这些平房也很有些年头了，一排紧挨着一排，密密麻麻的。最后一排挨着一条臭水沟。魏志强指着门上写着“204号”的那间，对我说：“我家到了。”

    　　我只能用“吃惊”两个字来形容走进他们家的第一感觉。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屋，摆着一张学生用的那种上下床和一张单人床，床上堆着乱七八糟的被褥；一张没有刷漆的四方桌上摆满杂物和一台老掉牙的12寸黑白电视机，电视机是魏志强从街上的垃圾堆里捡来的，只能收中央一台；墙壁上挂着一只只塑料袋，魏志强告诉我，塑料袋里装着的是他们一家人和住在这里的一位阿姨的衣服。魏志强解释说：“我妈嫌一家人租这间屋子太贵，找了一位同乡阿姨合租。每个月400元的房租，我们拿220元，那位阿姨拿180元。我睡上下床的上铺，我妈和我姐睡下铺，那位阿姨睡这张单人床。听我妈说，过些日子，那位阿姨要回老家了，这间屋子我们还租不起，得再找一间便宜些的。”

    　　魏志强捅开了蜂窝煤炉子，淘米熬粥。每天下午放学回家，他先做作业，然后，熬一锅粥，粥熬好了，再把馒头热上。等妈妈9点回来，炒个白菜或者土豆就成了。他说他们家一般是两个星期才买一次肉吃。

    　　我问：“你们同学不觉得与北京的孩子相比，有些不公平吗？”魏志强脱口而出：“不公平的事情多着呢！早晨我去上学，一个阿姨骑自行车把我撞了一下，不仅不说‘对不起’，还扭头瞪了我一眼：‘长眼睛了没有？乡下人！’”

    　　离开他们家，魏志强把我送到小街上。

    　　夜幕已经拉上了。

    　　魏志强的妈妈春英依旧站在街口，招揽着生意。她身上围着的那条油星麻花的围裙，在街灯的映照下，闪闪烁烁。

    　　苦
     我一直在想，这种不平等是他们幼小的心灵能够承受的吗？一道歧视的目光可能在内心种下一颗种子，这些过早体验到不平等的孩子长大以后，那些种子会长成什么呢？在流动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会成为怎样的一代人呢？

    　　———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

     可以说，第一代移民进城的目的非常明确：进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他们认同自己是这个城市的过客和外来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在城市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心理准备和奢望。第二代移民（农民工子女）就不同了。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进城是被迫的、非主动的，但一旦他们在城市生活下来以后，虽然他们口头上也不敢说自己是城市人，其内心却涌动着成为城市人的强烈愿望，渴望着将来能在城市里长期生活和工作。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学者韩嘉玲针对农民工子女，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其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哪里人？答案有两个：老家人，北京人。在收回来的问卷中，许多孩子在答案旁写道：中国人。韩嘉玲后悔当时没有设定第三种选择：不知道。

    　　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不想回归农村社会。对自己的身份不明确，致使进城农民工子女发出这样的疑问：我是谁？

    　　行知学校校长易本耀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老乡，孩子原来在公办小学，他一定要把孩子转到我这里来。他说：每次去开家长会，我就特别受刺激。本地学生的家长，有开着小车的，有穿着西装的，和老师亲得不得了，我这身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乡下人，我还怕人家嫌我身上有味儿，每次都坐在角落里，有什么问题也不敢问老师。家长会一学期不过开一两次，我都觉得受不了，孩子每天要去上学，不定要受多少委屈！乡下人和城里人毕竟坐不到一条板凳上。咱不能老让孩子受委屈，条件差就差一点，起码心里舒坦。易本耀说，家长把孩子送到打工子弟学校，除了经济原因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这里可以获得平等的机会，心理上没有压力。

    　　兴华打工子弟学校六年级二班班主任李冰到许多学生的家里做过家访。她告诉我，学生的家长们干的都是最简单、最辛苦的活儿，如收废品、卖菜、扫马路、当小饭店服务员等。绝大多数家庭都住一间小屋子。农民工流动性大，这些学生从小跟随父母，过着一种漂泊不定的生活。

    　　李冰说：“他们一般不和城市的孩子在一起玩，一方面，他们住在城乡结合部，都是农民工聚居的地方，城里人本身就少；另一方面，他们对城里人有着一种本能的戒备心理。上学期，我布置了一篇作文《记一次我最……》有个女生写了一篇《记一次我最伤心的事》，讲的是原来的打工子弟学校被查封的过程。说他们正在上课，警察带着一批人进了校园，把学生和老师集中在操场，把教室当场给封了，同学们哭成一团。文章的结尾，学生这样发问：为什么要查封我们学校？学校查封了，我们去哪儿上学？学生的作文中，还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句子：‘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可是我不敢到公园去，那是城里儿童的节日。’‘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一定不让城里人看不起我。’”

    　　李冰说，我们成年人还有辨别能力，但孩子的心灵是单纯的，如果他们从小在心中对城市、对我们的社会打下这样的烙印，将来要改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悲
     每当我看到一些学生家长以摁手印代替签名时，总感到一种悲哀。上一代因贫困而成为文盲，因文盲而更加贫困，这种恶性循环不能在下一代身上继续，中华民族的振兴要靠全民族所有的人。

    　　———石景山区黄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陈恩显

     按照“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的部署，2004年，“希望工程农民工子女助学基金”将资助北京2000名家庭贫困农民工子女和已经失学的农民工子女。这个计划要帮助的，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子女。或许是宣传力度不够，或许是“社群隔离”，一个星期过去了，居然没有一个北京市民打进热线电话说：“我认识一个农民工孩子，他需要帮助。”

     中国青基会的工作人员，曾随意询问了一些市民，回答是：“没想过这件事。”“农民工肯定很苦，具体情况不了解。”“北京有那么多学校，还能没农民工子女上学的地方？”“那么多农民工孩子到北京上学，不是来侵占北京孩子的教育资源吗？”

    　　中国青基会决定加大宣传力度，联合北京青基会和《新京报》，联合推出“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公益助学活动。一时间，中国青基会、北京青基会和十所打工子弟学校的申请热线电话，铃声不绝。

    　　当日，8岁的胡玉蕊在父亲的带领下，从十几里外赶到昌平区马池口镇的赛伯打工子弟学校，填写了申请资助报名表，渴望能够得到资助，重新回到学校。

    　　胡玉蕊来自内蒙古太仆寺旗，由于干旱等原因，连续几年家里收成甚微。一年前，胡玉蕊从村小学辍学，随母亲来到在北京打工的父亲胡登云身边。4年前，胡登云来到马池口镇后，一直在村里菜地打短工。胡玉蕊的母亲患有肠结核，每月除了生活费、房租后所剩无几。胡登云说，得知“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消息后，他便带着孩子匆匆赶来了。

    　　我翻阅了中国青基会申请热线电话的记录，每一个电话都是一种倾诉，都是一种渴望：

    　　我叫刘传利，前年来北京，现在岳各庄卖菜，一个月收入不到1000元。我孩子刘涛，已经9岁了，原来在河北老家念了一年书，去年跟他妈来北京，联系了几所小学，都没念上书。孩子再也不能耽误了，请你们帮帮忙。

    　　我叫张丽，在中关村卖水果。有个女儿叫王小小，原来在一所打工小学读三年级。去年夏天，孩子爸爸摔了一跤，把腿摔断了，住了半个月医院，欠了5000多元债，现在还在家歇着。她爸爸一倒，小小只好休学回家，帮我看摊。想想孩子这么小就不读书了，做母亲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思
     我们从来没有把外来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看成是一个包袱，而是把它当成全市基础教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深圳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杨尊政

     深圳是农民工最密集的一座城市。按照户籍管理制度，深圳将常住人口分为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至2003年，深圳的户籍人口为170万，非户籍人口则高达1000万。

    　　在农民工最密集的深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现状如何？深圳市政府是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的？

    　　在采访过程中，我非常想采访北京市有关教育部门——作为北京市官方的教育机构，他们掌握的情况应该是最全面的，材料也应该是最权威的。但是，我的几次要求，都被教育部门的官员婉言拒绝了。或许是“碰钉子”碰怕了，这次到深圳，我甚至做好了无功而返的准备。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凭着我们单位开的一张介绍信，我在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龙岗区教育局和市教育局畅通无阻，受到热情接待。

    　　面对大量外来农民工子女涌入城市，如何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南山区教育局社会力量办学办公室主任蓝万兴的观点是：“每个城市，原先都有它的布局，包括中小学的设置。现在，突然涌进这么多的外来农民工子女，肯定让城市的教育部门措手不及，一般来说，政府很难拿出大量的资金，筹建大批学校，招聘庞大的教师队伍来为他们服务。退一步说，即使城市有这种能力，将来外来农民工一旦减少，势必又会有大量学校空置，造成国家财产浪费。”他说，大力支持民办教育是唯一的出路。民办教育可以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办学机制十分灵活。筹办一所公办学校，从论证、立项到报批，拿到资金开始盖学校，还得找教师，没有两三年下不来。民办学校就不一样了，筹资渠道多，教师网上招聘，随叫随到；没有校舍，可以租用工厂厂房。快的，三五个月一所学校就办起来了。蓝万兴认为，我国的民办教育还缺乏发展的好环境，虽然《民办教育法》已经出台，但各级政府还是不够重视，或者说是口头上重视，实际上并不重视。我们这么个大国办教育，让民间资本进入很重要。

    　　近3年，深圳市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向全市民办中小学投入办学经费近30亿元。目前，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68万，其中非户籍学生46万。全市25所民办中小学将89.2％的名额提供给了非户籍学生，共接纳了25万人。

    　　1.2亿农民工，带着近2000万流动儿童走进城市，而且，随着流动人口政策的宽松，这个数量还会不断放大。他们受教育的状况的确没有理由不引起高度关注，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前途事关国家的未来。

    　　在贫穷、隔阂和受歧视中长大的孩子，将来会以怎样的心态和行为，来对待城市、城里人和我们这个社会？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每个城市都要碰到的问题。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对每个城市的一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