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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从七房桥走出来
从前，有一个青年，逃难来到太湖边上的山军嶂山。
    　　这个青年姓钱，当时只有十几岁。原来他随父母亲居住在嘉兴的北门外。只因为元朝打败南宋时，苏州、无锡、嘉兴沿太湖一带，都曾有反抗。故而大量的田地抛荒，大批民众被杀，大小城镇遭毁，一片凄惨景象。父母亲死于战乱的逃难途中，钱姓青年侥幸逃生，迫于生计，只得到无锡南坊前镇的陶家，当了上门女婿。细算起来，这是六七百年前的往事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上门女婿生了两个儿子，在他四十岁时，妻子去世了。他就和陶家的族长商量，让他的大儿子姓陶，续陶家的香火，继承陶家的产业。让他的小儿子归宗钱氏，仍姓钱，不带走一文家产，另辟门户。将来，无锡的钱陶两家不通婚。陶氏家族恩准了他的提议，他就带着小儿子离开了南坊前镇，顺着梁溪往东走。
    　　他们父子俩，身无分文，走到哪里去呢？
    　　翻开江浙地图，可以看到，苏州、无锡、湖州，挨着有名的太湖，是标准的鱼米之乡，春天来了，河网密布，鸟语花香，只要有一双勤劳的手，饿不死人。
    　　梁溪通太湖，它有一条小河稍稍拐出去，叫啸傲泾。这三个字不好讲也不好写，也有人直呼做逍遥津的。
    　　离开陶家的父子俩，到了啸傲泾就定居下来。
    　　这里有万亩高地，因为高出周围远远近近的良田五六米，水抽不上去，故而虽然地处水乡，也都荒着。居住在这里的农户，大多是因战乱避难而来，只能靠天吃饭，一遇干旱之年，只能唉叹老天的无情。
    　　父子俩就在这里安下家来。在当陶家上门女婿的那些年里，他学了一手好木匠活。住下来，他们父子也不种地，专门做了水车卖或是出租。
    　　那万亩高地，有了水源，秋季的收成也便有了保证。春夏之交农忙之时，买下或租了他们水车的，父子俩要去给农户安装，讲解使用要点；秋冬时节不用水车了，父子俩要应农户的要求对水车维修。父子俩成了逍遥津少不了的人物。而原本人烟稀少的高地上，由于能抽水种田，迁来的农户也越来越多。
    　　这父子俩，就是钱伟长的老祖宗。
    　　木匠父子的事业，传到孙子那一代，正是明朝的洪武年间。钱家真正地大发起来。除了继续经营水车，他置有最大的库房，兼营打风车。这以后又办了酒厂、酱油厂和南货铺，成了远近闻名的首富。到了明代末年，钱氏家族不仅是首富，而且已是良田万亩的大地主。
     这就是钱氏家族在七房桥的起源。
    　　说到七房桥，还有这样一段插曲。
    　　1970年5月，美国作家韩丁访华，要求了解清华大学在“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的情况，周恩来总理特地发出指示，指定由钱伟长陪同接待。
    　　也正是这件事，钱伟长从当时劳动改造的特钢调回清华，专门从事接待工作。为了接待外宾，清华的革命委员会给他调整了房屋，将原已搬进他家住的邻居迁走，五间北屋都还给钱伟长。从此，他又有了卧室和宽敞的客厅，校方还临时动员教研组的同志来粉刷墙壁，并勒令他添置几件家具。
    　　韩丁在中国逗留了一个多月，钱伟长跟他谈了一个多月，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合情合理照实说。”他给韩丁讲一段英语，回过头来又给同时陪在身侧的工宣队刘师傅讲一段中文。韩丁回到美国后，写了一本书《百日大战》，一度畅销美国。
    　　从那以后，钱伟长开始不断地接待国际友人，诸如荷兰导演伊文斯、美国作家斯诺、英国记者格林、《纽约客》记者斯泼林斐尔德等等。就是在这期间，来了一位美国学者，提出要去看看七房桥。
    　　那时候他还不明白，美国人为什么要跑到他的故乡七房桥去。美国人只说，在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里，收了五个中国人。这五个中国人都姓钱，其中两个人，一个是钱伟长，一个是他的叔叔钱穆。而且这五个中国人，都出生在无锡附近的七房桥。这就引起了美国学者的浓厚兴趣，他非要跑到那里去看一看，为什么这个叫七房桥的地方，会一下子涌现这么多的杰出人物。
    　　美国学者如愿以偿地去了，作了考察，极力想透过眼前简陋、传统、古朴、歪斜得几近破落的农舍和弥漫着文化大革命气息的公社的氛围，去辨识和想像七房桥的世界。他是专门研究钱穆的，而钱穆是中国学者中未经大学深造而成为大学教授、又成为国学大师的两个人中间的一个（另一人为梁漱溟）。美国学者在考察了无锡郊外的水乡风光和湖荡特点以后，把七房桥看做是钱穆作为国学大师一生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源泉”。
    　　明代中期，钱家大发起来，成了真正的大地主和大富豪，生下了七个儿子。他花了十年时间，在啸傲泾的北岸，修建了七所豪华的大宅院。每一个宅院都是七进，每进都是七开间，每进之间两侧都有厢房，当然还有几间仆人的住房。在宅院的两侧各有东西两条陪弄。平时人们不走正门，而由东西陪弄进出。两所宅院之间，有一条共用的排水沟，排水沟上盖着石板。两所相邻的宅院之间，亦即陪弄之间有三个通道。每所宅院都有一个后花园。完整的一所大宅院，称为一房。七所建在一起的大宅院，并列着，形成一股气势，也便称做七房。
    　　在啸傲泾的两端，各架了一座桥。人们称呼这个村落，就叫做七房桥。
    　　七房桥里面房屋的分配，并不是挨着顺序来的。从东往西，第一所大宅院给了二房，第二座给了大房，顺次才是七房、六房、五房和三房，四房则分在最西端。各自住在里面的人分得清楚，外面的人根本分不清。尤其是外村的乡邻，听来甚至感觉到一点神秘。
    　　说穿了，事情也很简单，七个儿子，前四个是原配夫人生的，后三人是继母生的。到分配房子的时候，权力都在老祖宗和继母手里，三个小的儿子自然放在中间，两侧就分给前四个儿子。
    　　七房桥的鼎盛时期，是清朝的同治年间。那时钱氏家族形成了一个五世同堂的吉祥大喜，况且这五世中有两代在南京中了举人。金匮县知事将此事上奏皇帝，皇帝御赐了“五世同堂”的四字横匾，知事大人也亲临祝贺，真是盛况空前。
    　　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五世中的老祖宗和最晚辈的婴儿先后去世，五世剩下三世。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占领了南京和苏州一片江南地区，而曾国藩的南大营就驻扎在江阴、无锡。苏州的太平天国部队和曾国藩的南大营就在梁溪隔河对垒。太平天国的前线指挥部，直接设在七房桥全族各房议事的“宏议堂”内。战乱又来了，钱氏家族悉数逃到荡口镇上避难。
    　　荡口是苏、锡之间河网地带的大镇，对外不通陆路，故而两军也没在荡口交战。战争期间，总算能保全性命。
    　　不过，太平天国运动一结束，七房桥的钱氏家族迅速没落。一来七房因避难，东逃西跑，有的去了上海，有的跑往常熟、苏州经商，脱离了和七房桥的关系。二来七房桥的佃户有的参加太平军，有的逃亡不知去向，有的已在战乱中死去，只剩下少量的佃户，处于赤贫状态。
    　　地主没了佃户，不仅收不着租子，还得继续向县衙里交粮。况且七房中有四房的大宅院已被大火烧毁。一度盛极一时、风光百里的七房桥大族，便迅速地破败没落，留在七房桥的钱氏后裔，也很快贫穷下去。
    　　到了钱伟长出生的1913年1月，他的父亲、叔父和祖父，已都是贫穷的乡村教师，仅靠微薄的收入负担着家庭的开支，上要奉养老母，下要养活妻儿幼弟。用钱伟长自己的话说：“我幼年就深知生活贫困的艰辛。在进大学前从来没有穿过一件新的衣服，穿的都是叔父们小时穿旧了并经过母亲改裁以后的旧衣，腰部都折叠着缝起来的，随着身长逐步放长，时间长了别处都退了色，腰部就像围了一条深色腰带；布鞋布袜都要补了又补，有时补到五六层之多，穿起来很不舒服，夏天干脆赤脚。”
    　　贫穷的生活也给钱伟长留下了后遗症，他曾患过肠胃寄生虫病、疟疾、痢疾、肺病、伤寒，整个青少年时期，这些疾病一一伴随着他，给他留下了一个发育不良的瘦弱体格。当他十八岁那年进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一米四九。后来清华大学的体育教师马约翰教授告诉他说，这是清华大学多少年里招收的惟一一个身高在标杆最低刻度一米五十以下的学生。
    　　但是他终究活了下来，并且以不懈的追求成就了人生的事业。
    　　也许有人要问：家境既如此贫困，他又怎么能读完高中，去上大学，而且是清华大学？
    　钱伟长的祖父钱季臣，是清末的县学秀才，自从曾祖父母去世以后，他就挑起了族长的重担。他办私塾养家口，到茶馆里获取社会上的种种信息，经常读上海出版的报纸，又接受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根据七房桥的实际情况，一方面与金匮县知事商量，一方面又和七房桥留下来的各房主妇协商，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个建立“钱氏怀海义庄”的办法，来解决佃户和地主之间的矛盾。
    　　义庄由族长和一位公推的副主任主持监督，由二到三个账房主持收租、交税和社会福利工作。把原先自己管的田地交给义庄管。对上，义庄负责交税；对下，义庄可以决定给佃户减租。义庄还制定了规矩，对凡是七房桥的孤独老人及失去父亲的未成年儿女，都可以从义庄领取每月每人的一斗米和一贯钱，作为福利。这么一来，使生活陷于困境的大批族人得到安置。账务是公开的，凡族人都可以查询。
    　　这样的义庄制度，得到县知事的赞同。这对太平天国之后安定农村和克服农业生产的困难都有好处。县知事就如实向上呈报，要求降低纳粮标准。降低比年年都收不上来要好。
     兴办义庄的办法很快传了出去，不到一年荡口也建成了黄石弄义庄和华绎之义庄。不到三年，无锡、苏州、昆山、常熟、太仓甚至崇明也都纷纷成立了义庄。义庄成了江南乡间最有力的经济组织，安定了农村，发展了农村经济，在江南兴办小学成了风尚，乡村贫困的儿童有了社会保险，义庄的福利还包括了上中学的补贴。
    　　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来看，义庄的兴办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怪不得，哈佛大学的教授在研究钱穆的生平中，会搜集那么多的关于江南义庄的材料。
    　　义庄的故事还连带出两小段尾声。
    　　一段发生在1950年，土地改革时，曾经富甲一方的七房桥，只评出两个地主，三个富农。其余都是贫下中农和村镇贫困户，而且评出的两个地主，还都是早就迁入上海的工商户。在讲究填写成分的年代，该是“工商地主”。
    　　为什么会是这样，就因为大量的土地由义庄统一管理，不属于各家各户了。
    　　另一段颇有意味的尾声则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批斗钱伟长时，造反的红卫兵们说他能在旧社会读完了中学又读大学，还能出去留洋，家庭不是地主就是官绅，说不定还是土豪！可是内查外调，跑到七房桥一了解，他家确实是贫穷的乡村教师。连红卫兵们也弄不懂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至此，我们知道，钱伟长的人生之路，正是从七房桥走出来的！他自小受到家庭和长辈的熏陶，在接受教育的成长过程中，懂得了安贫正派、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这样的道理。
    　　正因为从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才会在1931年考取了清华大学的文科以后，不顾陈寅恪对他的欣赏，为了科学救国，改学了物理。在基础比别人差的情况下，改进学习的方法，并时时受到吴有训、叶企孙、萨本栋、赵忠尧、周培源、任之恭六位名教授的言传身教，大学四年和研究院两年的学习中，大大提高了他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
    　　直到年已八旬，钱伟长还意犹未尽地说：这样的条件可惜一辈子中只有六年。这是最不能忘怀的六年！
    　　钱老已经八十八岁了，仍倾心于工作，倾心于教学事业，为的是什么呢？正如同他当年弃美归国、迎接解放时一样，正如同在“文革”史无前例的困难条件下，他仍坚持“地下”的科学工作一样，为的是祖国，为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昌盛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