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官包拯

包公的铁面无私世人皆知，但包公在进谏上却并非一味地刚直敢言，而是位很讲劝谏艺术的谏官。
    
    　　“文死谏，武死战。”纵观历史，刚直敢言的谏官，不是削职罢官，就是被砍脑袋，几乎找不到能够安保终生者。司马迁是那样的博学多才，汉武帝也不是无能的昏君，就是因为提了几条并不算坏的意见，结果受到宫刑。司马迁含着血泪吟出了震撼千古的诗句：“哀莫大于心死，辱莫大于宫刑。”
    
    　　再看与包公同时代的很出色的谏官吴奎、陈旭、杜枢等人，也都在台谏的政治斗争中纷纷落马，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唯有包拯，一生经历多次重大的政治风雨，总是节节得胜，化险为夷。虽然也有两次小的波折，也并非出自台谏。
    
    　　这是一个谜。很少有人探其根底。
    
    　　首先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看，北宋王朝统治者，接受唐王朝分封割据的教训，强调集权中央，统一法纪，提倡谦恭谨慎为贤。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代，政局比较平稳，生活比较安定。在数十年和平建设的大环境里，再加上倡导谦恭谨慎听话，渐渐地出现了一种负效应：循默苟且，宽怠松弛；渐渐发展到百职不修，纲纪废弛，贪污腐败之风蔓延；随之民变四起，异族侵边，农民起义造反的动乱之事也多次出现。到了仁宗时代，已是危机四伏，急需来一场大的改革，清除积弊，振兴吏风。仁宗皇帝比较开明，也想干一番事业。以仁宗皇帝为中心，增加台谏的力量，提倡大胆的台谏，甚至可以当着皇帝的面展开廷辩。于是一个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风暴便在皇帝周围刮了起来。史称“庆历新政”。
    
    　　这时的包公，担任监察御史，积极支持新政。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大环境，包公是出不来的。
    
    　　包拯“生于草茅”，是一个不大富裕的小地主家庭。包公的母亲临产前夕还上山砍柴。包拯长期生活在下层，对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十分了解。他能关心人民生活、反贪除霸、清正廉洁与他的贫苦出身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包公的远祖包胥是春秋时期楚国的爱国志士。他与伍子胥既是好友，又是宿敌，史书上记载着他们之间一个要灭楚国，一个要救楚国的悲壮故事。
    
    　　包公童年时代，就熟知这位远祖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故事。包公22岁在家守孝时，翰林学士刘筠出任庐州知府。这是一位一身正气的清官。他就是因为与当政奸相丁谓势不两立，才要求外任的。他的言行，为包公做人起了榜样的作用。
    
    　　作为一名有理想的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包公的理想集中起来就是：忠君、爱国、爱民。爱民是一个轴心。他的所有奏折，都是为了爱民，同时也是为了忠君爱国。他的言辞激烈而尖锐，但他对仁宗又是尊重的。他的决心是大奸必摧，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皇帝的支持，什么事也是办不成的。因此，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分清形势，说清道理，打动仁宗的心。力绝鲁莽、傲慢之气，而且经常表白自己认识肤浅，思想愚昧，如有不妥之处，甘愿伏罪。他的奏折，有时可以使仁宗出一身冷汗，却不会怀疑其忠诚。
    
    　　任何一位统治者，都有一根最敏感的神经，像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触到了这根神经，就要丢乌纱砍脑袋，甚至灭九族。包公在这一点上，头脑清醒。当然，在封建的社会制度下，包公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法制。